上篇 冲出罗网
2006年5月27日，北京某媒体以《电动自行车标准谁说了算》为题，披露了电动车标准之争的部分内幕。一边是电动车行业的领军人物倪捷，一边是行业协会负责人王凤和，两个业内大佬公开PK。一时间舆论哗然。本该内部消化的电动车标准之争，最终不得不公开化。因捍卫行业利益而于半年前当选风云浙商的倪捷，再度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舌战海南
2005年12月2日，海南省政府法制办一则公告引人瞩目。公告称：将于一周后举办《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立法听证会，征求市民参与。报名电话蜂拥而来，“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市民的关注度是空前的。”组织此次听证的省政府法制办负责人说，“甚至有远在浙江的电动车生产商赶到海南，参加这个听证会。”
这名负责人所说的远在浙江的电动车生产商，就是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捷。“我是在网上看到公告的，我觉得很新鲜。”倪捷告诉记者，“别的地方都是部门单方面决策，对电动车说禁就禁。像海南这样居然为电动车开听证会，还是头一回。”带着好奇，倪捷发出了报名函，让他意外的是，他竟然入选了。
听证会如期而至。有备而来的倪捷拿起话筒便口若悬河，对封杀令逐次反驳。他的演讲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听证会。据当地媒体报道，90％的代表反对封杀电动车。当管理方陈述封杀理由时，听众席上嘘声四起，一名70多岁的老人甚至按捺不住地站起来喝止：“来这里做代表,就应该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发言，你的观点不符合人民利益，要求你停止发言。”群情激奋，以至于听证会结束时，法制办负责人许前飞恳切地当场表态：法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此次立法一定会着重考虑广大人民的利益，决不会倾向管理者一方，请大家放心。
倪捷不远千里驰援海南的镜头，一度在互联网上流传。在他的电动车生涯中，其实这并不少见。
“我快要成吵架专业户了。”倪捷对记者自嘲，“其实我并不喜欢吵架，我是被逼出来的。”
在倪捷的回忆中，起初他跟大多数人一样，也想得过且过。所以当2002年北京市政府通告说，从2006年1月1日开始，所有电动车都将禁止在北京上路时，倪捷视若无睹。“原因很简单，我的竞争对手在北京销量最大，主要是他受损失，我没多少损失。”
但倪捷很快就惊惶地发现自己大错特错。受害的不只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是整个电动车行业。北京准备封杀电动车之后，电动车的生存环境急转直下，首善之区的示范效应迅速扩散，很快殃及福州。2003年6月1日，福州市派出大量工商、城管、公安等联合执法人员，砸毁近百家电动车商店的招牌，用污漆涂抹电动车，禁止电动车在店内存放和陈列，强行扣留电动车，强行变更营业执照，甚至扬言对销售人员进行治安拘留。
然后是珠海，然后是海南。福州事件发生时，倪捷再也坐不住了。他在病榻上写下洋洋数千言的檄文《公民意见书》，痛斥福州市此举“违法、缺德、无理、乱政”,同时发布《致全体业界同仁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业内同仁联合起来，“抱定团结一致，绝地反击之坚定决心，形成合力”，以讨回公道，“扼制此风蔓延、祸害全国之危险时局！”
随即，一个强大的诉讼团队直奔福州。4宗电动车官司同时在福州揭幕。
结局不难想象，4宗官司，除单方面变更营业执照案原告方绿源公司胜诉外，其余３宗官司都是被告方福州市工商局胜诉。
“我们原本就预见到这个结局。”倪捷说，“重要的不是官司输赢，而是我们显示了决心，让后继者不能不有所忌惮。”
福州事件是电动车舆论环境变化的一个分水岭。电动车行业遭地方势力围追堵截的事实，通过福州事件的剧烈震荡，得到完整呈现，赢得了社会同情。倪捷精准地把握了人心的动向。6月29日，他率队进京，向媒体通报“福州事件”，“呼吁各种社会制衡机制，特别是新闻监督机制，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来”。
背水一战大见成效，整个福州事件中，53家媒体、数百篇报道和评论站在电动车行业一边。电动车行业草根产业、悲情产业的形象至此得到确认，媒体关注度扶摇直上。
通过福州事件，电动车行业的集体意识开始形成。福州事件之前，整车厂跟整车厂之间从来都是激烈的竞争关系，难于合作，全行业一盘散沙。但福州事件提醒他们生存环境的严酷，他们不得不彼此携手。这种情况下，倪捷的表现，令应者如云。6月23日到25日短短两天时间内，绿源公司就收到了106家同行企业的声援信和捐款。106家同行企业授权倪捷代表他们对外发言。所以在整个福州事件中，倪捷不只是以绿源公司的名义，而是以106家电动车企业的名义与福州地方势力抗衡。
一个行业的集体突围，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回师北京
对封杀令的始作俑者北京，倪捷也不肯放过。
在关于福州事件的一次法律咨询会上，倪捷很偶然地得到了一份背景特殊的报告——由北京工业大学和北京交通发展中心做出的《北京电动自行车发展对策研究报告》。北京下令封杀电动车，乃至后来不少城市对电动车下达“封杀令”，都引用了这份专家报告。对报告，倪捷不敢轻视。但他越读越气,最让他齿冷的，是如下一段专家建议——
“一旦开上电动自行车，再让人选择公交就很困难。因为其速度不低于一般的公交车（长安街公交车专用道上的车速也不过20.7公里），而点对点的便利程度及舒适程度大于公交车，因此公交车对电动自行车的用户缺乏吸引力。我国许多城市公交近20年来都呈现萎缩趋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行车、摩托车为中下层收入者出行提供了便利。因此得靠一种方式把人们引导到或逼到公交上来。”
气不过的倪捷拍案而起，在一系列文章中，严肃而尖锐地对北京市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强烈质疑。他尤其对那个“逼”字耿耿于怀，辛辣地评论说：一个“逼”字，透出“乘人之危”的机敏。
倪捷领头，媒体蜂拥而上。报告作者则始终沉默。当被问及该报告是否经过严格论证时，他们拒绝正面回答，只是一再说：“这件事比较敏感，真的不好说。”
北京市政府也一直没有任何直接回应。但2005年12月31日，北京市政府突然宣布，自2006年1月4日起，凡符合国家标准，并被列入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可以进行登记，并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牌证。
截至目前，已有足足8万辆电动车合理合法地行驶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封杀电动车风气之先的北京，现在成了知错改错的标本。这在电动车行业来说无疑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破。2005年12月31日也因此成了电动车行业的狂欢节。倪捷那天近乎疯狂地到处发手机短信，向几乎所有朋友通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们有理由兴奋。在他们看来，北京一旦开禁，封杀电动车的地方势力就难于抵挡下去了。
吵架名人
“起初的电动车生产很简单，无非就是自行车加电瓶，非常小的一道改装工序。”3月的金华，略微带着些寒意。倪捷坐在办公室里回忆着他的10年电动车之旅。
“那是1996年,当时很多人瞧不起这个行当。一个北京朋友说：你做改装车干嘛，跟我做IT吧，包你发大财。”但倔犟的倪捷没去，尽管IT是他的本行——他是中国最早的IT硕士之一。电力与交通结合的梦想这时刚刚从他的脑海里孕育，哪肯死心?
“那时候多难啊，跟谁卖谁都不要。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早晨推着这个车子到哪去你知道吗？去公园，去老人晨炼的公园。我们的市场就是这样打出来的。在最困难的时候，用户全是老年人，他们成了电动自行车的第一批实验者。我到现在还非常感谢他们。”
那时倪捷不曾想到，他的成功来得如此之快，而且如此气势磅礴。
去年5月，美国《电气电子大观》杂志惊呼：“电动车在全球范围增势迅猛，中国的电动车约占全球电动车的3/4。”实际情况比这个估算还要令人鼓舞。2005年度，中国电动车产量高达900万辆，全国的电动车总保有量则超过1500万辆。倪捷主掌的浙江金华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也成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龙头企业。
“今天的市场主要是吵出来的。”倪捷说。美国《电气电子大观》杂志这样写道：“尽管面临着严酷的生存挑战，但电动自行车厂商们并没有退却，而是知难而进，取得了惊人成功。”
2005年，倪捷获选十大风云浙商。组委会的评价是：他是电动自行车的创始人，为浙江开辟了一个年产值60亿元的新产业；他是“绿色交通”的倡议者，为获得电动自行车的生存空间不懈抗争；他是城市“以人为本”理念的吹鼓手，以他的电动自行车和城市管理体制艰难赛跑。
颁奖晚会上，主持人方宏进这样介绍他：“这个人除了做生意外，就是和人吵架，从一个城市吵到另一个城市。”“但他主要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消费者的权益和人吵架。”方宏进马上跟进补充说。站在领奖台上的倪捷，这时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下篇 标准之战
冲冠一怒
2006年1月4日，北京电动车开禁，全行业为之欢欣鼓舞。但坦途并没有马上到来。
“现在出产的电动车，至少60％都是违规产品。”一名交警告诉记者。“主要问题是超重超速,至少60％的电动车重量都超过40公斤，至少60％的电动车时速都超过20公里。”
“但这不是企业的错，而是老国标有问题。”倪捷认为，90年代生效的老国标即《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早就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根据国家规定，行业标准至少5年就该修改一次。而现在，由于修改遥遥无期，电动车管理只好沿用老国标。绝大多数企业生产的电动车早就全面突破了老国标，不能不陷入普遍的违法状态。
倪捷的这个判断，得到了国家权威机构的确认。本月1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设部、科技部联合组成的《中国轻型电动车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在京发布的研究报告宣称：“《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存在技术问题。”报告同时指出：这些问题对轻型电动车产业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不利影响。第一个不利影响便是“轻型电动车产品技术上归类不清，无法获得上路权”。
标准之痛，成了电动车行业新的梦魇，也成了“吵架”新的主题。不同以往的是，这次吵架的对象不再是各种地方势力，而是曾经的老战友——中国自行车协会。
中国自行车协会跟电动车行业——尤其跟倪捷——一直并肩作战。绿源公司为福州事件发布的《致全体业界同仁的一封公开信》，就披露了其中一个细节：
“几天来，我们多方咨询，请教专家意见，也与中国自行车协会和助力车专业委员会领导商议，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只有通过启动司法公正和广泛社会监督机制，才是解决‘福州电动车事件’的唯一途径。”
倪捷现在也不讳言，在跟各种封杀政策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自行车协会跟企业同进退，功不可没。
转折发生在2002年。从这时起，电动车行业开始集体转型，从电动自行车转向轻型电动车，或者叫轻摩化电动车——外观看上去像小型摩托，续行里程长，爬坡能力强，乘坐舒适，因此广受用户追捧。恰在此时，中国自行车协会提出了反轻摩化的口号，而与倪捷渐行渐远。
中国自行车行业大致分为南北两大重镇。北以天津为主，基本上是国营大厂；南以江浙沪为主，基本上是民营企业，即所谓杂牌厂。民营企业对市场需求最敏感，往往成了轻摩化的先锋。国营大厂比较稳健，但却不断丧失市场份额。国营大厂强烈要求，运用行政性的技术立法手段，阻断轻摩化道路。中国自行车协会前身是轻工业部自缝处，2001年,协会开始着手修订原有的电动车通用技术条件。
一方已在摆兵布阵，另一方却惘然无知。一盘散沙的民营企业家根本不知道技术立法的重要，几乎无人问津。“他们认为那是政府的事，跟自己没关系。那时我也没注意。”倪捷告诉记者。
但形势不由人，倪捷终于发现大势不好。2004年2月，倪捷到杭州参加浙江自行车协会的一个会议，主办方把新的电动自行车标准“报批稿”作为会议材料发给了他。回金华的路上他才想起来看，一看吓一跳：老国标对电动自行车只有三个否决项，第一个是速度，第二个是车架强度，第三个是制动距离。但现在的报批稿完全倒过来了，三四十个条款中，只有三个推荐性条款，其他全是否决项。只要有一条不合格，就可以判产品“死刑”。
倪捷很紧张：这样的报批稿如果得以通行，轻型电动车还有活路吗？但环顾四周，竟无一人作声，倪捷也不愿得罪人，便决定匿名举报。
两个月过去，举报信如泥牛入海。2004年4月17日，倪捷到上海去听美国自行车协会负责人本杰明的一个演讲。没想到本杰明演讲之前，插了一个中国自行车协会负责人的演讲，该负责人在演讲中严厉抨击轻摩化电动车，并宣布：以反轻摩化为主旨的新国标将于近日正式公布。倪捷这才真急了：原来不是说说而已，要动真格呀！
一场标准大战至此发端。
当场，倪捷就给那位自行车协会负责人发了一个手机短信，抗议并请求沟通。但没有回音，倪捷扫兴而归。第二天该负责人给倪捷打来电话，说我现在看到短信了，你能过来吗？已经不在上海的倪捷，便委托小羚羊和依莱达的两位老总——两位都是新国标起草小组成员——跟他面谈。两位老总开着专车到上海等待接见,但最终没有见上。一次紧急磋商流产了。
心急如焚的倪捷不愿再拖下去。3天之后也就是4月20日，他鼓足勇气，拨通了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的电话。
逼上梁山
接电话的是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农轻地方部官员。倪捷劈头就问：电动车归谁管？答复是归轻工处管。倪捷回头就给轻工处打电话，“谁啊？”“做电动车的一个企业，我想谈谈电动车的标准问题。”对方说：“能有什么问题啊？新国标马上就要批、就要执行了。”
倪捷一听，没时间客套了，于是单刀直入，对新国标痛加批驳，认为新国标违反标准化法，把一系列根本不具备强制性条件的条款上升为强制性条款。洋洋洒洒讲了半个多小时，接电话的官员居然一次也没有打断。等倪捷讲完了，那位官员才说，他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奥妙。他说新国标文本元月份就到了他的案头，所有审定程序都走完了，所有专家都没有异议。而且他说，你现在反对也来不及，比我高两级的主管官员已经决定，月底就要签字付印，5月1日就要出台，只剩下很少几天了。情急之下，倪捷脱口而出：那不行的！出台也不行！违法的东西你出台干什么？
接着，倪捷咄咄逼人地追问：按照标准化法规定，审查机关负有把关义务，但现在这么多明显违法的条款塞了进去，你作为审查人，将来很可能遭到行政诉讼，那你为什么不从严把关？你想过后果吗？
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然后，那位官员告诉倪捷：我必须给你一个私人解释。你知道不知道，我半年要审查几百个标准？我怎么可能对每个标准的具体细节进行推敲呢？但最终他还是顶不住倪捷的攻势，犹犹疑疑地说：“你既然这样强烈反对，那么你告诉我，究竟有多少厂家跟你一样的意见？”
倪捷如实相告：肯定不是我一家的观点，而是很多主力企业的共识。那位官员叹了口气，说：那这样好了，你把你们的意见书面向我呈递。倪捷大喜，问：怎么呈递？要不要很多厂联署？答复是多多益善。那位官员紧接着强调：你要快啊倪总，没几天时间了。
倪捷心里一块石头落地，马上双管齐下。首先是草就《要求暂缓批准公布新国标的紧急申请》，以大陆鸽、小羚羊、依莱达三家新国标起草单位的名义发布。该函需要三家公司盖章。三家公司的老总毫不迟疑，连夜把三个公章“咣咣咣”全盖了下去。其次，倪捷和老搭档、台州新大洋公司董事长鲍文光商议，次日，鲍文光带着台州自行车协会理事长和一名律师火速赶来。绿源是整车厂，与其它整车厂是竞争关系，紧急动员其它整车厂的能力有限；新大洋则是配件厂，与几乎所有主力整车厂均有密切合作。双方便商定，由鲍文光以台州自行车协会名义，征求业内主力企业联名上书。
24日上午10点，新大洋广东、无锡、山东等办事处均收到征求联名上书的紧急函件，各办事处马上中止全部正常业务，分头直奔当地主力企业。江浙沪各地企业的署名文件直接送回新大洋本部，广东企业的署名文件则于25日赶上每天一班飞往黄岩的班机，空运新大洋本部。25日下午，新大洋将收到的署名文件以特快专递形式呈送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4月28日，即原定新国标签字生效的前一天，第一批共150多个企业的署名文件全部送达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如果没有这批署名文件，那么4月29日新国标即签字生效，5月1日即发布全国。抢在最后一刻到来之前，轻摩化阵营跨出了决定性一步。
过了周末，大约是第二周的周二，倪捷又一次打电话给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的那位官员，问收到邮件没有？他说收到了。问反对单位的数量够了没有？他连声说：够了够了。接着他说：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敢不敢公开你们的名字？倪捷想都不想：敢！
随即，国家标准委真的把意见书公开了。同时发函，把新国标文本退回中国自行车协会。
这对中国自行车协会而言，无异于一场强地震，谁也没想到会有如斯结局。倪捷跟中国自行车协会的矛盾从此尖锐化。“他们可能把我看作叛乱者，而且是首要分子。”倪捷这样告诉记者。
悬而未决
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水中，波澜是免不了的。
为了说服异议企业，统一思想，2004年5月，中国自行车协会先在上海召集了国标问题特别会议，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6月23~25日，又在北京开第二个会，邀倪捷与会。
“这次会议很搞笑，100多家异议企业，他们只计划请一两家。”新大洋董事长鲍文光告诉记者：“我没拿到邀请，但我不管那么多，听到消息就直飞北京。”
像鲍文光这样不请自来的企业家大概有二三十个，原来担心单刀赴会的倪捷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对手仍然占压倒性优势。其主要优势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特邀的一批车管所所长。这批所长开头就宣称，轻摩化的车你们不要做，做了我们也不准上牌的。
北京会议就由此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舌战。最终谁也无法说服谁，不欢而散。事隔一年，2005年6月9日，中国自行车协会在上海再度召开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修订研讨会。会上仍各不相让，以至倪捷拂袖而去。其后，倪捷向相关企业发布《征求意见的紧急函件》，对会议有如下陈述：
“非常遗憾，标委会秘书处发动不公平表决，以简单多数通过了将‘重量不大于48公斤’作为否决项（强制性条款）的决定，另外，也不理会助力车专委主任委员陆金龙先生将‘鞍座可调节’的条款作为推荐性条款（一般项）的建议。这样一来，等于扼杀了目前大多数款式的电动车的生存权，情况十分严重！”
为此，由台州自行车协会发起，6月30日，绿源、小羚羊、和平、新日、新大洋等120多家电动车整机厂、配套厂主要负责人齐聚杭州。会议全票通过对新国标的多项抗议，并决定：如果标委会无视企业意见，强行通过新国标，电动车企业将坚决反对，直至再度联名请愿。
双方僵持不下。2005年11月28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播出一个节目：“谁来决定电动车的命运。”中国自行车协会负责人王凤和与倪捷同时应邀前往，两人当着亿万观众的面，毫不客气地唇枪舌剑。“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吵了一场。”倪捷遗憾地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轻型电动车发展战略研究》主报告也对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批稿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报批稿“一定程度地超出了我国关于强制性标准的适用范围，不符合电动自行车产业的发展现状，没有为企业的技术发展留出空间，限制了企业的自主创新”。主报告并呼吁组建轻型电动车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完善和推动该技术领域的国内标准化工作，研究建立我国的轻型电动车标准体系，系统解决标准缺乏及标准使用上的混乱状况。国家核心智囊团的介入，无疑意味着标准之战的空前升级。
“他们说我太硬。我必须硬，我没法让步，因为我的背后是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权益是我的商业利益所在，企业的生命所在。我当然不妥协，当然寸土必争。”倪捷对记者说。
但不妥协也有代价，直接的代价就是分裂。面对地方上的封杀政策，起初倪捷跟中国自行车协会步调一致，现在就微妙了。中国自行车协会仍宣称要为电动自行车维权，但反复强调，只有符合老国标的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只有像自行车的电动自行车才有资格上路。理由很充分：老国标虽过时，但仍具法律效力，必须尊重。
不符合老国标的、占电动自行车总量至少60％的轻型电动车，其法律地位迄今未解决，而又不在中国自行车协会眷顾之列。一些地方势力便借此“区别对待”，比如华南某地就宣布，符合老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可以放行，不符合老国标的轻型电动车一律封杀。
上路即属违法，轻型电动车这种普遍的违法状态，让企业每天都要付出高昂成本。
“这对有些执法部门正好是个机会。”倪捷说，“他们蜂拥而来，扣车罚款，都快把电动车行业当提款机了。一个老板一年交20万元罚款是平常事，多的据说要平均每辆车预备5块钱。罚款最多的所谓不合格项目就是‘超重’，现在的电动车不超重很难，所以他只要拿一把秤就可以赚钱。”
倪捷对此颇感气愤：“荒诞之极！但只要坚持老国标，这个荒诞局面就没办法终结。”这么说时，强悍如倪捷，也显出几分无奈。 |
